□  卢同根

　　淮北盐场生产海盐拥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生产工艺经历了煮、煎、晒的曲折过程。制盐工艺的演变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原素“草”。数百年来盐场也就流传着“离离盐上草”的说法。

　　古时海州一带盛产原盐，而煮盐就用这“盐”上草，大致有芦苇、盐蒿和观音柳等耐碱植物，一般在春季发芽，夏季开花，秋季种子成熟，冬季枯萎死亡，来年春风一吹又是绿茸茸的一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用来描绘盐场“煮海为盐”的历史也十分贴切。

　　曾经的徐圩、台南两个盐场中间地带有个叫蒿子头的地方，因蒿子生长茂盛而得名，盛产的“盐”上草也专供煮盐之用。其实蒿子头就是个大草荡，野草肥硕，历来为禁地。所谓禁地就是只准官批，不许民用。宋代就有规定，各盐场的草荡必须由官府分拨给盐民专用煎盐，不许盐民私自辟地以草为业，更不许典卖草荡。到元代，盐煎草地更是任何人不得侵占砍伐及引火燃烧，并把管草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用现在的行话说就是纳入“考核指标”。柴草管得好不好，体现出地方长官是否有“执行力”。

　　当然，在后来执行过程中朝廷感到管得太死了，没有一点活透气，老百姓连做饭柴草都成为问题，就“人性化”地修改了部分规定。如元朝大统年间提出：凡灶户多占及多开耕的草荡地，可以依例分拨给无柴草的灶户营业，使贫富灶户都能有柴草煎盐，也略有节余供生活所用。明代对草荡管理又宽松了许多，规定只要是盐场的灶户，都可以按每户拨给一段草荡，相当于“口粮草”式责任田，由他们自由砍伐，煎盐交税，灶户之间不准相互侵扰。同时还规定，隔五年一次清理灶户，审查草荡使用情况，也不准商夺灶利、民占灶业，即使同场同灶之间，没有经过审批也不许私自砍伐。为了确保草荡的柴草长得串肥、育得繁盛，清乾隆时期甚至出台一条禁令，严禁各盐场私垦草荡，违者按律治罪。一个“草”字，竟事关人命。

　　如果说盐是朝廷的命脉，那么草就是盐的口粮。煎盐必须用草，无草不煎盐。所以历朝历代发展盐业生产时，都将草荡规划统管在内，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兴办盐场，必先办草荡。附属于盐场的草荡多得很，大盐场有大草荡、小盐场有小草荡，动辄几千亩上万亩，甚至还有二、三十万亩的。比如盐城的古盐场刘庄，曾有盐场三十五万亩，而草荡就有二十二万多亩。到清雍正年间，又新淤了六万多亩草荡，加起来达二十八万多亩。到清光绪年间，又新淤草荡八万多亩。这样，草荡就扩至三十多万亩。产地还是三十五万亩，草荡却不断增大，保证了产盐之需，也足见当时煎盐之盛。

　　现如今的徐圩盐场过去叫徐渎盐场，煎盐用的草荡在东陬山以东的左营一带，这个草荡当时也有十几万亩，因为有了草荡的支撑，所以徐渎盐场的盐产量始终居高。

　　草荡的生长有其规律性，一般早春生出新芽，经过春夏长至茂盛，秋后才能砍伐备煎。草荡少的地方，一般一年砍伐一次，称单青草。草荡多的地方，两年砍伐一次，称双青草。草荡里的草产量都不低，一般单青草亩产近千斤，双青草亩产千余斤。如按千斤一亩计算，一个十万亩的草荡要产草1亿斤，产量之大，给收割增加了难度。所以，砍伐是件挺费人力的事，这么多的草，在运输上虽有牛作为脚力，却是从砍伐柴草的第一时间起，就把“辛苦”两个字架在了灶户头上，可谓“要到盐乡来，带个薄皮材；要吃盐场饭，就拿老命掼。”

　　盐场的草，以草荡为代表，伴随着淮盐度过了历史发展的兴盛—衰落—再兴盛—再衰落的周期。从汉唐起到清代，只要有煎盐的地方，柴草始终是淮盐人心中的宝。后来晒盐逐步取代了煎盐，晒盐也就用不到草了。这时的草才从草煎工艺中消失，草荡也从民国以后逐步放垦。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材料运用和资源利用的变革，科技进步改变了淮盐发展的轨迹。从此，柴草只有苫盖茅屋和烧火做饭两个作用，“煮海为盐”只能成为盐民脑海中的记忆了。

　　离离“盐”上草，岁岁相煎融，春风燃不尽，与鹾共此生。草，虽然野性十足，价值也相对低廉，但用于生产海盐却是贡献巨大的。这也许就是盐乡人能够生生不息、春风吹又生的真实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