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海州地四五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七千年前称“夷方”、“人方”。《尚书·禹贡》说全国有九州，古海州属九州之徐州。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设为朐县，南朝宋泰始六年（470年）侨置青、冀州，北朝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始称“海州”，辖6郡19县，地域广大，今之江苏省东海、灌云、灌南、干于、涟水、响水、沐阳等县都曾是古海州的属地。古海州历史可谓大久矣！
在古海州大地上的淮北盐，也有很古老的历史。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淮北盐业已开拓，并设有盐官。汉宣帝时（公元前74——49年），散文家恒宽所辑《盐铁论》中，“朐鬯有盐”，指古海州一带用盐祭祀。南朝明帝泰始元年（465年），“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州（今之云台山地区），------土有田畴，渔盐之利。”
古老的淮北盐在古老的海州地域产生和发展，古老的淮北盐繁荣了古海州的经济，丰富了古海州的文化，传扬了古海州的美名，进而提升了古海州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淮北盐，星空（中国）今天读起古海州史，才更觉得有滋有味。
淮北盐自始即成古海州经济一大支柱
西汉初期，海岸变迁，古海州地域自然扩充，其时农业相对落后，而淮北盐渐有规模。《史记·货殖列传》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有海盐之饶。”东海即古海州地区。一个“饶”字，点画了古海州淮北盐量之丰利之厚。唐时，农盐状况亦如汉时。唐代宗宝应年间刘晏任盐铁史时，在全国设立的盐政机构中，就有主管淮北盐的专设机构。而其时，淮北淮南之两淮盐得到迅猛发展，亦为朝廷创造了巨量的财政收入。宋代在古海州就设有盐务机构两个场，《宋史·食货志》载：淮北盐区年产海盐47、7万担，每担50公斤。元代古海州滨海之壤向称“斥卤之地”，其时及其后，煮海煎盐成为了古海州人民的一个重要生计之业，大量游民因此迁徙而来，也有传说明洪武年间朝廷强迁苏、常、嘉民众来此地业盐。此间，淮北盐区扩建了板浦场，兴建了临洪场，形成了莞渎、板浦、临洪、徐渎四个盐场，设置了四场盐课司。明代，农民外逃，田地荒芜，市井萧条，乡村寥落。直至清末民初，古海州农业仍处衰落，未见显著起色。而淮北盐业，则大为兴盛，给古海州经济注入了活力。两淮盐区在全国仍很著名，而淮北盐区发展远超于淮南盐区，年产达900万担。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两淮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迁海州板浦镇，称海州分司。清末民初，淮南盐区因海势东迁，卤气日淡，盐产锐减。原其运销于鄂、湘、赣、皖四省即扬子四岸的食盐，均由淮北盐区供给。为此情形需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经两江总督兼盐政大臣端方，集合几家大盐商在海州丰乐镇（今灌云县洋桥镇）以东至灌河东铺设新池滩计1160份，成立了济南盐场。此时淮北盐区有四个盐场，即济南、板浦、中正、临兴四场。截止1922年，淮北盐区共有池滩3122份，垣商854家，两淮盐业重心由淮南移到了淮北。据汪伪时期政府档案资料载，1924——1947年淮北盐区产盐总量达6602557吨，年均287067吨多。其中民国23年（1934年）产盐324950吨。而淮北盐区在日寇占领期间的1939——1945年这七年间，累产仅26362千担计1318100吨，年均仅产188300吨。如以后述的曾仰丰先生统计数字424750吨计算，日寇占领淮北盐区期间，淮北盐区每年少产盐236450吨，七年少产盐量达1655150吨。可见日寇占领古海州地，给古海州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啊！给淮北盐区人民乃至整个古海州人民带来了惊天的灾难！
历朝历代，盐税是财政收入中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除隋开皇三年（583年）至唐开元九年（721年）139年不征盐税外，盐税一直是国家政府必征之税赋。仅在道光至宣统年间，海州盐分司就施行盐的正课、经费、杂费、河费、盐营、仓谷、礼宗、河坝工等多种税课。另外从唐代开元初年始，还向盐户直接征收灶课。有资料显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海州盐分司所属的板浦场、中正场、临兴场灶课银达11918。83两。民国三年（1913年），北洋政府榷定淮北盐区每百斤盐征税2。5元。从民国十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4年），淮北盐税总额达银元16110。3万两。民国十八年（1928年），南京政府为解决军费及偿还外债之急需，对淮盐引票进行查验，每担盐收取验票费1元，在一个月内就收取淮北盐验票费银元518。2万元。据民国十一年（1921年）任淮北稽核分所（驻板浦）中方经理曾仰丰统计在《中国盐政史》著作中的数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二十四年（1935年）五年中，淮北盐区平均每年产盐424750吨，占全国盐产量18。35%；盐税17501000元，占全国盐税总收入10。91%。古海州地乃农、盐为大宗。农业纯粹地主庄园式和农民个人种植经营，只是对政府上交田赋。自从受到黄河南下泛滥影响，古海州农业更加受挫。而盐业则向来由政府通过下达额定产量以控制生产，且由国家专营，以获取盐之各种税赋。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转发《第一届全国盐务会议决定》：1950年1月1日起，提高盐税税额，淮北盐由每担折合15公斤大米税额提高为50斤大米。
古海州地区的商贾活动大多是业盐为宗的，古海州的经济繁荣当就是淮北盐业作用使然。淮北盐业的开拓和发展，在古海州地面上形成了一定的商机，商贩、舟车运输、餐饮、娱乐等行业渐次涌生而壮大，官宦、骚客、商旅接踵而至，古海州因此而繁荣起来。今之海州及板浦镇是为这种繁荣集中之地。就是今之市府所在地新浦，其繁华也是以淮北盐为其基础的。
建国后，淮北盐业对古海州地域的连云港市的经济支持更是很大。尽管随着地方上许多新产业新行业的开拓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加大，而作为老牌国字号企业的淮北盐区，历史包袱太重，新的起步实为不易，但她仍然不失为是地方经济的一个有力支撑，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了无所替代的支持，可以说仍然是地方经济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古海州经济大有发展、古海州焕发新面貌的同时，古老的淮北盐业也在负重奋进。不完全统计，仅1949——1987年，全省盐业利润21555。83万元，盐税收入472135万元。其中当以淮北盐为多。1980年以后，古老的淮北盐区的产业门类也在增多，实现了盐业化工和水产养殖的多品化、效益化。盐业自身的发展，对地方的支持和对社会的贡献也在不断上升。1958年10月，淮北盐务管理局出资50万元，参加兴建大村水库，来解决附近城镇人民饮用水源问题。多年来，淮北盐场所临的海岸，一直由盐场自筹资金来维护，1970年就出资140万元用于青口、台北、台南、徐圩、灌西五场所临海堤的复修。海岸堤防维护和复修，既保护了淮北盐的生产，也成为了附近乡镇村庄的第一道海潮安全防线，保护了城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淮北盐的出口，以及其后盐场滩池养殖对虾出口，都为地方财政创造了一定的外汇收入。1981年3月，连云港市还专门成立由市委副书记耿志英为组长的淮盐出口领导小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淮北盐区拥护国家东部沿海开发战略，响应连云港市政府号召，以积极的姿态，盐田服从港用、工用、市用，从青口到灌西五个盐场的盐池面积共有52万亩，截止2012年已退让27万亩，交给地方政府开发利用。而其自身则跳出祖产谋新业，顺应大势做大事；善用矿卤高单产，盐化农养成板块；适应园区快步走，房产绿化路保洁；建材家具运输业，留有余地广招租。
淮北盐是古海州文化的核心基础
一定的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淮北盐自古就在古海州的经济社会中处于非常特殊且无可替代的地位，她对古海州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古海州文化的核心基础。
古海州的交通运输文化是以淮北盐为基点的。盐向来是大宗产品，而其作为商品必须要通过水运、陆运予以外销。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为解决淮北盐运销之困，开凿了一条由涟水通往海州的漕河（即“官河”）。《续水金鉴》写道：“官河长130里，阔8丈，盐课所经，官舫估舶，帆樯相望，故曰官河。”《海州区志》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疏浚海州官河，通盐运。”可见“官河”如何的系之于淮北盐外运外销。明嘉靖二十四年（1543年），经两淮巡盐御史同意，采用“以工代赈”之策，征用2440名民工，疏浚海州蔷薇河，盐船畅通。十九年后，两淮巡盐御史朱炳如令海州知州高瑶疏浚景济河以运盐。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开挖了由淮阴杨庄经板浦直通淮北各盐场的运盐河。淮北盐从各盐场装船经板浦、大伊山、新安镇（今灌南县）运至西坝（今淮安市境内）入栈外销。民国时，淮北盐轮船海运线有：板浦场为高公口、西墅口，中正场为埒子口，临兴场为临兴口，济南场为燕尾港、堆沟港、陈家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板浦、中正场盐始由连云港港口装轮船外运。其间，铁路运输也进入了淮北盐的史册。民国十六年（1926年），陇海铁路东段铺到大浦港。十一年后，又通到了猴嘴。为此，原国民党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还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乘专机来视察，并由财政部拨款140万元用于运盐之需。这笔款后来在板浦、中正、济南、临兴四个盐场的盐价中征收回头。大浦、猴嘴两个盐坨均铺有盐业铁路专用线，大大提高了淮北盐陆运外销能力。淮北盐外运外销的这些河道、铁路，有的已被历史湮灭，有的经过改造提升了综合功能，有的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品质和本色。如猴嘴盐坨铁路专用线，时至今日仍在为淮北盐业服务，它是目前本市范围内最长的双线企业专用线。
古海州的餐饮服饰文化体现了淮北盐引进的古朴而时尚的风气。古海州地与淮北盐联系紧密的有多处，但名气大者乃板浦、海州、新浦三处。板浦坐落在淮北盐区，古有“淮北盐都”之称。元、明、清诸朝，都设有盐务管理机构。直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两淮盐运司之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称海州分司，分司署就设在板浦，故尔成为业盐为主的商贾辐辏之地，豪商大贾不下3万人。这么多的商人中外地人定然很多，他们带来了各地的餐饮偏好和习惯，因为有钱，吃食标准不下于王公士大夫，有的超过了皇宫帝宴，所以自古就有“吃板浦”的民谣。餐饮文化中不光“吃板浦”缘自业盐商贾汇聚而成，古海州的茶文化也与淮北盐分割不断，盐商都是腰缠万贯者，成天鸡鱼肉蛋奶，必以清茶来解腻。外地盐商除自饮，还要带到他们的商旅各地，还要带回家乡以孝敬老人以馈赠亲友，为古海州的茶提供了、扩大了市场，使得古海州的茶走向了全国各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陶澎第二次兼理盐政后，来淮北施行“改引为票”盐法改革，闲暇之日登花果山，在九龙桥上方的茶庵小憩饮茶，留下了一副对联：“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水还历历，一庵同吃赵州茶。”直到今天，连云港市种茶、爱茶、品茶、究茶、以茶会友的人们，还可依稀记得陶大人的这副对联。
如果说“吃板浦”、云台山的茶都是淮北盐或显性或隐性作用于古海州餐饮习惯形成有独特个性的餐饮文化，那么“穿海州”则也同理不悖。海州素有“淮海东来第一城”称号，为古海州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是业盐巨商富贾集中地。这里的盐商与两淮盐业中心城市扬州的盐商互有联系，有的就是扬州盐商中人。这些来自安徽、江西、陕西等地的富人族，服饰个性千差万别，但都离不了艳丽、华贵、新奇、精细。就如盐商的餐饮标准和习惯影响了古海州人一样，盐商的服饰习惯也同样影响了古海州人。其实，经营淮北盐的富商巨贾，并不是只在吃上影响了板浦人，也不是只在穿上影响了海州人，是他们的餐饮服饰表现在古海州地域落了根，被融入了古海州人的生活。
淮北盐作用于新浦的，是一个城市的诞生与发展。而新浦逐渐成长为古海州的核心，则体现了淮北盐的顽强生命力及其无比的奉献精神。与淮北盐相比，新浦城区历史不可谓不短。清嘉靖三年（1798年），在河与海的交汇处，称新浦口。嘉庆五年前后，建新浦盐坨，慢慢才形成小市镇。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正式有“新浦”之名。新浦因盐而生，因盐而名。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新浦还属海州的临洪市，而此时也是淮北盐区的池滩所在。由于产盐池滩的拓展，灶民渐多，新浦渐成准北盐集散地，也即成镇，在此也设立了淮北盐务稽核所。直至建国后，长期为淮北盐务管理局驻所。新浦由河汊地带变化为一个城市，不夸张地说，是因淮北盐、赖淮北盐。所以，她的生长史，全部都带有淮北盐的元素。淮北盐的文化底蕴，是新浦诞生、成长的命脉。
古海州的文学艺术被浸润了淮北盐的咸味而犹为文气浓郁。淮北盐历史最早被推测与传说时代的炎帝、黄帝有关联，也被写进了成书于三千年前战国时代的《尚书》。这是一部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被写进了《史记》，这是一部司马迁写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在传世不衰的唐诗中，淮北淮南两淮盐被描述多多，其中有刘长卿《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诗，直接写古海州淮北盐产地新月夜的海陆空三景。诗中句“寒塘起孤雁，夜色分盐田”意境深远，遂成绝唱。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清雍正朝吏部尚书、漕运总督晋加太子太保杨锡钹，有多首诗作以“淮北盐都”板浦为题，潇洒自如地尽写淮北盐。描写淮北盐的诗词歌赋文字累累，实不能一一枚举。这些文人雅士的功劳在于，用他们的吟唱和笔墨，把淮北盐带进了中国文学史，也把古海州历史予以文化定格。
因为淮北盐繁荣了板浦、海州、新浦等古海州属地，这些地方自然成为文人荟萃之场所，文学艺术自然繁花似锦、五彩缤纷。因淮北盐的链接，生成在古海州的文学创作、诗词唱和、民间文学艺术等，着着实实地增添了古海州的历史文化厚重感。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陶澍，在他第一次来古海州试行“引改票”盐法改革时，留下了《登东海云台山作》一诗，接任的林则徐、江苏等三省观察史兼江苏等三省布政使梁章钜、淮扬道尹邹公眉等许多陶的追随者，都先后作诗《次韵》以唱和，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词唱和中，都歌咏了古海州，歌咏了淮北盐。这些诗词唱和，在两淮都转运使司淮北海州分司运判谢元淮总修的《云台新志》中，多有收集，载入了史册。特别不能弃书的，是李汝珍及其鸿篇巨著《镜花缘》，也是淮北盐的浸润，才得以成篇问世，流传后世。李汝珍哥哥李汝璜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古海州淮北盐区板浦场盐课司大使，李汝珍同来“寓居”，一住三十几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成就古典名著《镜花缘》。当时极尽繁华奢侈的盐商生活和“小上海”般的“淮北盐都”市井风貌，都被他“借”进了《镜花缘》。《镜花缘》创作于古海州，也是古海州的幸事。古海州的民间文化生活，如现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大宫调，群众喜闻乐见的吹打乐、抬四老爷舞、狮子舞和僮子戏等，都是在淮北盐兴盛的明清时期，由盐商直接带入或由盐商活动间接引入的。
淮北盐成为了古海州传扬美名的最大动力和最佳媒介
名山名水邀名人，名人远扬山水名。古海州历史悠久且山美水美，古海州滨海依山怀抱平原，古海州盐渔业旺文化夺冠。这样的一个美妙万千之处，鲜有名人不往之理。在历史的长河中轻轻回首，发现有好多名人或来过或关注过古海州；对这些历史片断再细细品味，才知道都与淮北盐相关。
孔子与孔望山。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三十岁后始收学生为弟子，51岁相鲁，55岁周游列国前后达九年。孔子为相时的鲁国，即今之山东东南部，恰与淮北盐区所在地古海州近。传说孔子曾在周游列国时来到古海州的朐阳山（时为鲁之东境郯子国）登山望海。孔子看到海滩上无数招潮蟹舞动红红的大螯晒太阳，似在向他老人家施礼。孔子认为蟹皆如此，可见此地民风已纯，不必再行礼教了。《论语》中有两段话反映孔子此行的感受。一是“学而篇第一”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使民以时”是说在农闲时才役使百姓。当时的淮北盐乃至全国的海盐生产，大体上是盐农间季而作、两不耽搁。孔子这番话到底是来古海州前说的呢？还是其后呢？无从考证。如是之前所言，当他看到淮北盐煎煮是“使民以时”的，符合了他的思想。他来与鲁近邻的古海州也是为了施礼教化人民、谏言官府。再当他看到古海州盐鱼利丰、富饶美丽、人皆效礼，便心满意足地离去了。如是之后所言，则他对淮北盐乃至古海州是有深刻印象了，得出了“使民以时”方可治理一个千乘之国的结论。现今孔望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千年奇山，为国家4A级景区，其龙洞庵、佛教造像、摩崖石刻、宗教类遗址等景点，都是远晚于孔子登山时间的事了。二是“子路篇第十三”中，孔子学生樊迟请教孔子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菜，孔子认为他心志不高，骂是“小人”。孔子认为他的弟子应当有大志、做大事，担更大的责任。自古盐之贡、税、赋高，盐在孔子时已经见诸于文字记载，成为古海州重要财源。孔子希望他的弟子要做类似于淮北盐业大贡献的事。
康熙与云台山。云台山古称郁州山，周三百里。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居民入内地，山划界外。康熙十六年（1677年）复为内地。四十年后，海退滩淤，渐成陆地。其时，淮北盐区的板浦、中正两盐场北与云台山仅隔一名为对口溜的渡口，淮北盐生产工艺已由煎煮开始向泥池滩晒过渡。盐随海走，板浦场向北向东推移，为后来的扩建产盐池滩留下了广大的空间。淮盐兴盛于明清，也是因为有了类似康熙这样的“俞旨”在庇护。尽管帝王们为的是获取盐的赋税，但也客观上有利于淮北盐的存在与扩展。
陶澍与票盐法。陶澍（公元1778——1839年）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和领袖，林则徐是他的学生。道光十年（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第二年兼理盐政。海运与票盐是当时改革派引为自豪的两大改革成果。他看到明清以来，业盐纲商世代相袭，勾结盐政官员，垄断盐业，窃取国家盐利。为确保盐利为国家所用，他首先在淮北盐区改革盐法，改引盐为票盐，凡照章纳税者皆可领票贩盐以销，盐之运输实行“改道不改捆”，省力、节时、降费。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亲履海州，登山周览盐区池疃，考虑改革方案和实施计划，颁令施行。又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再来海州，检查票盐法施行进度及结果，再与属下登山怀古。两次登山均留有题咏碑记，唱和者众。陶澍两来古海州，不光是留下了歌咏古海州及淮北盐的诗词，重要的是他推行的票盐法获得了成功。生产、贩销各方都很乐意接受。商贩众而场产缺，鼓励了盐场生产商修复本已废弃的盐池，广铺新池。板浦、中正两场修复、新铺盐池总数达四千六百余面。淮北盐区盐法改革成功后，于几年间推广到淮南进而全国部分盐区。时为古海州盐分司运判的童濂撰《淮北票盐志略》，记述了陶澍行票盐法之政绩。清同治九年（1870年），海州盐分司许宝书又撰《淮北票盐续略》，将三十五年前陶澍在淮北行票盐法过程及效果予以续记。这两本书是宝贵资料，记述了古海州地区淮北盐的改革，对研究淮北盐、全面了解古海州都有所帮助。
孙中山与连云港港口。淮北盐的运销以淮阴、西坝与大浦港为集散地。清末，淮南盐日渐衰败，原其运销于湘、鄂、赣、皖四省即扬子四岸的食盐，均由淮北盐区供给，即用轮船自古海州灌河出海，入长江转运。1912年1月，淮北盐商张福保等人呈请建造海（州）清（江）铁路，孙中山大总统立即予以批准。铁路虽没建成，但足以反映孙中山对淮北盐的关注和重视。孙中山对古海州的淮北盐了解，缘自他在1885年4月不到二十岁时，曾到古海州来考察。他在此盘桓了七八天，从淮北盐的外运外销出发，结合连云港港口实际，他充分肯定了连云港的战略地位。其时正是票盐法大见成效的时期，此前不足二十年的1867年，淮盐区就在板浦场新开发了开太、程圩、夸圩等九处盐池。孙中山考察后的二十三年后（1908年），淮北盐区最大的济南场七大公司又相继开发盐池，使淮北盐区产量大增。在1919年就有隆昌商号购淮北盐100万担（5万吨）经连云港港口输往日本。而日寇在1941——1942年两年间，就通过连云港港口，将掠夺来的淮北盐196396吨运往日本本土。新中国成立后，连云港港口经过不断扩建，综合功能在不断健全，吞吐能力在不断提升，孙中山先生的大港梦一定会在连云港港口实现。
周恩来与淮北盐。1946年5月——1947年3月，中共派出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代表团，住南京长江路上的梅园新村，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受中国救济总署负责人宋庆龄的委托，美国登陆艇载运3000吨淮北盐，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活动经费。国共和谈虽然在国民党的毫无诚意之下不欢而散，但是淮北盐对中共代表团的支持却是功不可没的，古海州人民、淮北盐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必将写进中国革命史册。
朱德与猴嘴盐坨。1963年3月16日，那是个淮盐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是淮盐志书必载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来连云港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朱德的专列，在淮北盐区猴嘴盐坨内停靠，并接见了淮北盐场、盐区工委负责人安岳、匡裕悦。朱德特别地关心淮盐区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淮北盐区自古对国家的贡献就大，即便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二是抗战胜利后，在这里曾经发生国共两党争夺淮盐的斗争；三是淮北盐对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的资助是有力的；四是1950年7月，淮北盐区一万五千名职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表达了淮北盐区职工是心怀祖国的；五是1951年6月1日，淮北盐区发起捐献“淮北盐场号”飞机以支持国家抗美援朝，当年9月29日即超额实现；六是1955年，淮北盐场本年就为国家积累财富多达黄金150万两。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