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过诗的三种之境界。分别是寻诗，酌诗与归诗。与之一比，围城里所描述的三座围城何不也是如此？三座围城如三重枷锁，压在那个时代精神彷徨萎靡，庸庸碌碌的人们身上，仿佛巨大的时代阴影，沉重而怆然。

这三重枷锁呈层层递进之势。俗话说的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又有多少对婚姻，本就没有爱情的存在？

这第一重枷锁如同厚重的结，紧紧的系在年轻的男女们身上。门当户对是一结，追名逐利是一结，父母之命是一结，世俗看法也是一结。方鸿渐受命于父母，与周家小姐定了婚。无爱于包办式婚姻，方鸿渐仍听从父母。当然后以失败告终。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扼杀了人们精神上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

然而在那个时代，方鸿渐是幸运又是不幸的。他幸运于借由未婚妻之死，他摆脱了封建传统的家族包办式婚姻。不幸于他畏首畏尾，懦弱无能的性格。求学国外，未能学一技之长，混混当当过了四年，回来仍唯唯诺诺，任人摆布。且不说他无法突破自我与唐晓芙在一起，单说他与孙柔嘉的失败婚姻，就是他人格悲剧的体现。

这第二重枷锁便是人生枷锁。漫漫人生路悠悠，总有人负重前行，突破人生枷锁。只可惜在围城中，无人做到了。而这也正如苏文纨所说：“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这是枷锁巨大的束缚，唯有突破其中方能成就自我，在这漫漫人生路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第三重枷锁则是具有更普遍的时代意义。那便是精神枷锁。寥寥几笔，通过对方鸿渐婚恋纠葛描述，通过对他生活场景几经辗转的描述，从而刻画出抗战时期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隔绝、空虚和彷徨。这种精神上的失落感正是时代所赋予的。

虽从国外归来，可能心怀为国为民之伟志，但在时代烟火下，在现实冲击下，再雄壮的精神也如吸食了鸦片般变得萎靡可憎。记得其中有一幕是这样的——方鸿渐欲归家探望自己的父母，当地的校长听闻方鸿渐留学归来，便欲请方鸿渐为学生们做一次演讲，谁知方鸿渐竟对学生们大讲特讲起鸦片和梅毒来。……这是有志识，成大业者所耻之事。所谓“留学高材生”，其实也不过是见识高些的蛀虫罢了。

想起鲁迅曾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想这也是钱钟书先生希望《围城》表达出的一个方面——突破精神上的围城，成为真正救国救民有理想的新青年。

正如此时此刻，在面对星空（中国）企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前，星空（中国）更应该珍惜自己、努力工作，而不是荒废事业自暴自弃。力求为企业为职工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愿你我共勉！(何春林)